在《大秦帝国之裂变》的影视剧中，韩国进行的申不害变法，几乎与秦国的商鞅变法是同时进行的；然而两国的发展成果却大相径庭，秦国自秦孝公后一直坚持商鞅之法，而韩国申不害变法却半途而废，可以说，申不害术治变法与商鞅的法治变法不可同日而语的。
请而秦国在富强，崛起，以及称霸的过程中，曾几度拿韩国开刀，韩国也是秦国在统一之路上第一个被灭国的国家；韩国最早被灭亡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与其处于四战之地的地缘政治有关，也有疆域面积小，人口数量较少有关。
更与韩国的君主有关，君主采取依附强国而生的朝秦暮楚的对外战略，使得韩国交了一帮猪队友，关键时刻屡屡被坑，被出卖；最后，韩国竟然采取了郑国水工疲秦的策略，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强大了秦国，又给秦国出兵的口实，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从此消灭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纵观战国历史，特别是战国七雄，韩国一直是被忽略的一个国家，它到底实行什么政治体制呢？有哪些弊端，为何会灭亡呢？本篇文章从政治体制角度，分析韩国灭亡的原因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。
战国七雄韩国的兴盛史
韩氏，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非常显赫的政治家族，本为晋国众多卿大夫家族中一员，历经数代人惨淡经营后，在极端险恶的晋国朝政中夹缝生存，并站稳脚跟，最终与其他强国一切掌握晋国军政大权；继而又在与晋国各大家族竞争中取得胜利，最终与赵、魏两大家族瓜分魏国，始称“三家分晋”。
三家分晋后，韩国占有晋国的南部，包括今天的河南省中部、山西南部及东南部，韩国疆土和魏国犬牙交错，并且周室也在韩国疆域之中，以西与秦国、魏国为邻，东面与郑国相接，南面是楚国。
韩国的开国君主是晋国大夫韩武子的后代，纵观韩国历史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，开拓阶段为韩康子至韩哀侯时期，下至韩昭侯时期为守成阶段，再至韩王安为韩国的衰亡阶段。韩国建国后，诸侯兼并战争此起彼伏，韩国又位于中原腹地，有天下咽喉之称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，韩国几乎被卷入了每一场战争，在后来的合纵连横结盟过程中，韩国一直依附强国而生，一直在众强环伺中生存。
韩氏立国后，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，但也有其高光期，那就是韩昭侯申不害的“术”治变法改革，使韩国有一个大治，但韩昭侯只是守成之君，并没有为韩国打下强大的发展基础，也丧失了一次乘强劲之势进行变法图强的计划；韩昭侯与秦孝公生活在同一时期，商鞅变法成就了秦孝公，也强大了秦国，而申不害变法虽然使韩国有大治，但申不害死后，韩国形式急转直下，最后直至灭亡。
韩国“将”、“相”政治体制
韩氏立国后，逐渐废除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，建立起以国君为首的封建官僚体制；具体表现为，三家分晋后，韩国自立为诸侯，标志着地方封建政权开始正式确立，韩景侯被周室册封为诸侯，从此韩国名正言顺地步入诸侯行列，当韩国攻下郑国后，韩宣惠王采用“王”称号，国君称号的改变标志着国君权力的提高和君主制度的初步形成。
“君临之术”被韩国国君不断利用，标志着君主集权制的不断形成，到了战国，韩国效仿魏国，在朝廷设相，建立文官行政体制，相权是辅佐、配合王权而存在的，是君权的重要补充和保证，韩相由国君任命，并且随时可以撤换；相国以下，各级官吏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。
战争频繁，韩国国君很重视军事，在国君之下设将一职，君主随时任免和调遣“将”，在君主的授权下，“将”有训练官兵和指挥作战的权力；将，也称将军，在中央官僚机构中是武官之长，地位仅次于相。此外，韩国还设立了专门为君主和宫廷机关服务的系统，这个系统也兼任行政管理机关的事务，两者行政职能没有截然分开。
韩国在地方设立郡、县制为主的地方行政制度，但郡与县之间，尚未形成固定的统辖关系，边疆的县归郡管辖，内地县归中央管辖，郡、县的军事权力和最高行政权力都掌握在韩国国君手里，郡、县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免。
韩国的政治制度相对复杂，世卿选官制度被长时间地保留下来，君主才有赏罚、礼法、刑德、爵禄等手段监督控制群臣，在韩国的不断发展中，逐步制定和完善本国的各种制度，例如职官管理制度，俸禄制度，法律制度，军事制度等等，但韩国终一朝都没有建立完善的封建官僚体系，世卿的贵族制度贯穿其中，这与申不害不彻底的改革有莫大关系。
对于韩国来说，成也“术”治，败也“术”治，申不害的术治为何会失败呢？笔者从韩国政治制度的弊病，来分析一下申不害变法失败的原因？
韩国政治制度的弊端
韩懿侯、韩昭候时期为韩国的守成时期，韩懿侯守国十年，没有大的发展，没发生大的战争，却失去了领土，被魏国打败两次，割让马陵；韩昭侯掌国三十多年，特别是在申不害变法时期内，韩国大治，诸侯不来侵伐，出现了少有的、短暂的治世。
但韩昭侯注重君主的“术”治，没有建立统一的法令，致使韩昭侯之后，变法不在，国内形势急转直下，只能在大国夹缝中生存，依附强国而生，在政息兵弱的败亡阶段被秦国灭亡，成为战国七雄中第一被灭的诸侯国，那么，韩国政治制度有哪些弊端呢？
“术”治弊病，导致韩国乱弱
韩昭侯时期的申不害改革，几乎与齐威王的改革是同时进行的，但成效远非齐国；申不害的“术”治，主张君主的绝对的集中权力，讲究的是君主统治臣民的方法，强调的是君主的专制之术，先天性地存在很多弊端，也是改革不能彻底推进的原因之一。
申不害变法与商鞅变法最大的不同是，商鞅紧紧抓住发至建设这个关键，将各项改革内容以法律的形式公布于众，在法律中将宗族特权剔除出去，彻底剥夺贵族特权；申不害的“术”治，原先是为了惩治吏治，现在变为君主驭臣之术，这种权术随着君主的意识改变而改变，一旦被当作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，必然会扭曲法令，使依法治国名存实亡。
韩昭侯是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，韩国贵族势力大，当昭候发布新的法令时，往往会听从别人错误意见后，使得法令得不到坚决的贯彻实施；申不害主宰朝政十年期间，法治偏弱，术治膨胀，依靠种种秘密手段察核官吏，造成人人自危。
时间久了，术治就会变成权术阴谋，君臣离心尔虞我诈，官场就会变成勾心斗角之地；权术之道充斥于韩国邦交内政，造成储君之争，辅臣权力之争，重臣为了权力甚至勾结敌国，劫持国君；总之，韩昭侯依赖术治，久而久之，导致阴谋丛生，内耗重重，危及国家。
“术”治，没从根本上解决韩国面临的问题，终究其实，术治就是一种整治吏治的手段，也是君主所掌握的一种权术阴谋，“术”治的本质是人治，人治的优劣全在于君主，韩昭侯时期术治还勉强可以，后世之君没有韩昭侯之明，那么术治就是乱国之本，所以，韩非子说，韩国亡于术治，是有道理的。
韩国存在贵族和官僚双重政治体制
战国时期战国大名慎，贵族集团在各诸侯国都是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，变法必然会触动贵族利益，必然会遭到贵族阶层的强烈反对；与商鞅用法制剔除贵族特权不同，申不害“术”治改革以不触动贵族集团利益来换取变法改革，对贵族势力采取妥协的态度，使得新法令推行不下去，变法成果大打折扣。
申不害变法时，一边用贵族宗室人员，一边又任人唯贤采取官僚制度，在韩国贵族中，虽然也有才干的超群者，但大部分都是能力平庸的人，例如，公仲、公叔更是独揽朝政五十年，加速了韩国的衰亡；贵族宗室总揽大权与重用布衣将相的格局无法调和，终其一朝，韩国也未能克服宗室贵族对权力的独掌，这也是申不害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权术阴谋排斥贤能，使人才引进政策失败
韩昭侯申不害的改革，在人才政策上也以举贤任能，因任而授官的政策，但没有从根本上废除世族世官制度，举贤任能就是一个空头口号，韩国像其他诸侯国一样推行贵族政治，造成人才外流，这些人才得不到上升途径，只能另谋高就。
权术阴谋还造成君臣之间，臣臣之间的猜忌和矛盾，权臣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无所不用其极，排挤布衣将相，排挤人才那都是小事，这些重臣甚至能引入外国兵力来挟制本国君主，由此可见，君臣之间尔虞我诈可见一斑。当奸邪大臣当权，隐良蔽贤，造成韩国日趋衰弱，韩非多次向韩王进谏要励精图治，但始终未被采纳，统治阶层的腐朽昏庸使韩国失去了最后一丝复兴的希望。
反观秦国，对人才的利用有一套法律制度，特别是奖励耕战制度的实施，秦国农民乐耕，士兵乐战，天下英才多汇集到秦国，这也是秦国举贤任能制度优越性的体现；而秦国正是在大批的，一代又一代的布衣将相辅佐下，最终富国强兵，统一天下。
其实，秦国统一的历程，就是以布衣将相为主的官僚体制，逐步战胜和取代贵族政治的过程；社会要发展，国家要进步，都需要人才，特别是社会变革时期与人才开发有密切关系，韩国的衰亡很大程度上受失败的人才政策所影响。
总之，相对比秦国来说，韩国和其他五国也重视法律，但都深受周公礼制的影响，没有完全抛弃与新时代不符合的礼制，也没有能够彻底地实行法治，反观秦国在法律政策上是基本正确的，能把奖赏和刑罚以法律的形式纳入耕战政策中，所以秦国兵强国盛，在发展上领先于韩国。
综述
笔者认为，申不害改革失败原因战国大名慎，“术”有余，而“法”不足，在变法改革中，侧重于君主用权术，而忽略了法治建设，缺少法律的保障，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韩国所面临的问题，申不害死后，韩国形势急转直下，“术”治变法只给韩国留下了“阴谋权术”。
变法失败与韩国君主有莫大关系，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，在之后的历代国君中，只有韩昭侯支持改革，反观秦国，自秦孝公之后，历经秦惠文王，秦宣太后，秦昭襄王，一直到嬴政都坚持商鞅的法治治国；由此可见，韩国并没有形成一个有贤能组成的领导集体，韩昭侯死后，变法执行者后继无人。
韩国的保守势力太过强大，申不害变法中并没有剔除贵族对变法的影响，并没有剥夺贵族众多的权力，而是以妥协政策来换取变法改革，结果不仅是变法成效大为缩减，也遭到了贵族势力的反扑。
我们又看到，法家代表人物商鞅、慎到、申不害，分别提倡法治、势治、术治三种不同的治国方略，法，就是健全法制，势是君主的权势、君主要独掌军政大权，术是指君主驾驭臣民，利用权力，推行法令的一种手段或策略。术治主要是为了察觉官吏，防止犯上作乱，维护君主独一无二的地位。所以，申不害的改革只是一种君主统治的手段，并不是对政治体制、经济社会发展的彻底改革，当然会失败了。
讨论
笔者认为，从晋国卿大夫家族独立的韩氏政权，在立国之初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政权，与其脱胎于母体晋国有着本质的区别，随即建立以君主为主的集权政治体制，从中央到地方，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各级官僚机构和行政体制，最高管辖权被掌握在君主手中，在君主集权制的确立下， 又推行了郡、县制使得中央对地方的管辖权空前加强。
韩国虽进行申不害改革，但在战国中后期，贵族势力，宗室势力排斥贤能，抵制改革等行为严重侵蚀韩国政治体制；韩氏政权的外在环境也非常险恶，始终处于此起彼伏的兵火状态，极端恶劣的地理地缘政治，使其处于列强环伺之中，首鼠两端的邦交策略最终得罪了所有强国，使得韩国最终被历史所淘汰。
参考文献：《韩非子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七国考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左传》等